大元王朝（出书版）_分卷阅读_40（2 / 4）
9参见徐扶明《元代杂剧艺术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81年。
10商韬《论元代杂剧》，齐鲁出版社，1986年。
参见许金榜《元杂剧概论》、王国维《宋元戏剧考》，梁启超《小说丛话》。
参见徐扶明《元代杂剧艺术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81年。
钟嗣成等《录鬼簿》（外四种），朱权《太和正音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。
商韬《论元代杂剧》，齐鲁出版社，1986年。
参见顾肇仓《元代杂剧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62年；顾学颉《元明杂剧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年。
据《元杂剧概论》附录《现存元杂剧作品及其作者》。
三史编纂元世祖中统二年（1261）七月，初立翰林国史院，以金末状元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。王鹗请立史局，纂修先朝《实录》及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，并推荐史天泽、耶律铸、王文统等监修《国史》和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1，此为首次议修《国史》和《辽》、《金》史。但忽必烈即位后，百废待兴，修史工作未能立即进行。
至元元年（1264），商挺“入拜参知政事。建议史事，附修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，宜令王鹗、李冶、徐世隆、高鸣、胡祗统、周砥等为之，甚合帝意”2。王鹗也上奏称：“自古帝王得失兴废，班班可考者，以有史在。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，天戈所临，罔不臣属，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。若不乘时纪录，恐岁久渐至遗忘。《金实录》尚存，善政颇多；辽史散逸，尤为未备。宁可亡人之国，不可亡人之史。若史馆不立，后世亦不知有今日。”3建议置局纂修《实录》，附修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。并荐李冶、李昶、王磐、徐世隆、高鸣、徒单公履、郝经、杨恕、孟攀鳞、王恽、雷膺、周砥、阎复、胡祗统、孟棋、刘光等入史馆。二月，敕选儒士编修《国史》。此为世祖时第二次议修《辽》、《金》史。
至元十三年（1276），翰林学士李架奉诏召宋士至临安，董文炳对他说：“国可灭，史不可没。宋十六主，有天下三百余年，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，宜收以备典礼。”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，归国史院4。
灭宋后，又议修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宋》三史。则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已议至三次，并首次议及，《宋史》。但因政事倥偬，议而未行。
仁宗、文宗时期，三史修纂一再议而不行。仁宗时，平章政事、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李孟曾请修《宋史》；应奉翰林文字、兼国史院编修官袁桷也上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》于翰林国史院，指出：“伏读先朝圣训，屡命史官纂修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宋》史，因循未就。推原前代亡国之史，皆系一统之后，史官所成。”并详列纂修《宋史》所应采择的书目，分类条析。他说：“凡所具遗书，散在东南，日就湮没。或得搜访，或得给笔札传录，庶能成书，以备一代之史。”时“文书阙略，辽、金为甚”。修史工作依然停留在议论和搜求三史遗文阶段。英宗至治年间（1321～1323），右丞相拜住监修国史，锐欲撰修三史，并责成于袁桷。桷“亦奋然自任，条具凡例，及所当用典册”，并“请购求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宋》三史遗书”5。后英宗被害，事不果行。
文宗天历（1328～1329）、至顺（1330～1332）年间，屡诏史馆纂修三史，又因“互以分合论正统，莫克有定”，依旧不能进行。
正统之争早在世祖时期即已开始。参与讨论和著书陈己见者有杨奂，著《正统论》、《正统八例序》；姚燧，著《国统离合表》；倪士毅，著《历代帝王传授图说》；王理，著《三史正统论》；修端，著《宋辽金正统辨》；杨维桢，著《正统辨》；王祎著《正统论》等。
有关三史义例，有两种意见：
一主以《晋书》为例，自唐以降，五代相承，宋受向禅；以南宋比之为东晋，为正统；则辽、金犹刘渊的汉、石勒的赵、苻坚的前秦、姚苌的后秦例，入载记。
一主依《南北史》例，以五代为南史；辽、金为北史；北宋为宋史；南宋为南史。两派各持己见，争论不休。此既是学术问题，也是政治问题，它牵涉到如何看待元朝对全国统治的问题。辽、金、宋三朝地位不能最后确定，三史便无法纂修，这是三史修纂长期议而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。此外，修史人才短缺，资料散失、经费不足也是元朝三史修纂岁月迁延的部分原因。
三史纂修的一再拖延，引起了不少儒臣的非议，泰定帝时，理学大师吴澄指出：“辽、金、宋史，先朝累有圣旨纂修，旷日引年，未睹成效，使前代得失无闻，圣朝之著述不见，恐贻后悔，君子耻之。”6熟知三史掌故的谢端也“尝以不克纂述三史为憾”。
元顺帝即位后，翰林学士承旨、知经筵事、康里人蠖蠖首以修三史为言。“一日进读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岁久恐致阙逸”7。至元六年（1340），权臣伯颜被贬黜，脱脱为相，锐意改革，励精图治。于是，群臣也相继再议修史事。
至正二年（1342），经筵检讨官、临川人危素移书中书右丞贺太平（惟一）。他在《上贺相公论史书》中指出：“三国上下数百年间，其事泯然不见于简策，岂非圣朝之阙典欤！”太平力赞其事。
三年（1343）三月，顺帝下诏纂修三史，诏书称：“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、典章、治乱、兴亡之由，恐因岁久散失，合遴选文臣，分史置局，篝修成书，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、金、宋三国之由，垂鉴后世，做一代盛典。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，职专其事。”8于是起用宿彦，任命编修官，正式置局编修。
设都总裁一人，以右丞相脱脱担任。
总裁官六人：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（铁睦尔达世）、中书右丞太平、御史中丞张起岩、翰林学士欧阳玄、侍御史吕思诚、翰林侍讲学士揭侯斯。
纂修官四人：崇文太监廉惠山海牙、翰林直学士王沂、秘书著作左郎徐曷、国史院编修官陈绎曾。
提调官十三人：中书右丞伯颜，中书左丞姚庸，参议中书省事长仙、吕彬，中书右司郎中悟良哈台，中书左司郎中赵守礼，中书左司员外郎俣哲笃、何执礼，右司都事观音奴，左司都事乌古孙良桢，礼部尚书王守诚，工部尚书丁元，礼部侍郎老老、杜秉彝。
《修三史诏》对资料、经费问题也作了安排。命令各行省广泛搜集资料，诏称：“这三国实录、野史、传记、碑文、行实，多散在四方，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，多方购求，许诸人呈献，量给价值，咨达省部，送付史馆，以备采择。合用纸札、笔墨，一切供需物色，于江西、湖广、江浙、河南省所辖学院并贡士庄钱粮，除祭祀、廪膳、科举、修理存留外，都交起解将来，以备史馆用度。”
初经费不足，脱脱深以为忧，有人建议说“此易耳！江南三省南宋田，颇有‘贡士庄’钱粮者，各桩寄累年，仓库盈积，有司亦尝借用之，此项钱粮以为修史费，孰日不然”9。于是经费得以解决。
争论已久的正统问题，再一次提上日程。时待诏王理主辽、金为《北史》，北宋为《宋史》，南宋为《南宋史》，王祎则主张以辽、宋、金依三国魏、蜀、吴例。他说：“金虽据有中原，不可谓居天下之正；宋既南渡，不可谓合天下于一。其事适类于魏、蜀、吴、东晋、后魏之际，是非难明，而正于是又绝矣。自辽并于金，金并于元，元又并南宋，然后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，而复正其统。”脱脱兼采二王之说，独断曰：“三国各与正统，各系其年号。”至此，争论半个多世纪的义例问题得以解决，“议者遂息”。于是，乃立三史凡例。
一、帝纪： ↑返回顶部↑
10商韬《论元代杂剧》，齐鲁出版社，1986年。
参见许金榜《元杂剧概论》、王国维《宋元戏剧考》，梁启超《小说丛话》。
参见徐扶明《元代杂剧艺术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81年。
钟嗣成等《录鬼簿》（外四种），朱权《太和正音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。
商韬《论元代杂剧》，齐鲁出版社，1986年。
参见顾肇仓《元代杂剧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62年；顾学颉《元明杂剧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年。
据《元杂剧概论》附录《现存元杂剧作品及其作者》。
三史编纂元世祖中统二年（1261）七月，初立翰林国史院，以金末状元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。王鹗请立史局，纂修先朝《实录》及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，并推荐史天泽、耶律铸、王文统等监修《国史》和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1，此为首次议修《国史》和《辽》、《金》史。但忽必烈即位后，百废待兴，修史工作未能立即进行。
至元元年（1264），商挺“入拜参知政事。建议史事，附修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，宜令王鹗、李冶、徐世隆、高鸣、胡祗统、周砥等为之，甚合帝意”2。王鹗也上奏称：“自古帝王得失兴废，班班可考者，以有史在。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，天戈所临，罔不臣属，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。若不乘时纪录，恐岁久渐至遗忘。《金实录》尚存，善政颇多；辽史散逸，尤为未备。宁可亡人之国，不可亡人之史。若史馆不立，后世亦不知有今日。”3建议置局纂修《实录》，附修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。并荐李冶、李昶、王磐、徐世隆、高鸣、徒单公履、郝经、杨恕、孟攀鳞、王恽、雷膺、周砥、阎复、胡祗统、孟棋、刘光等入史馆。二月，敕选儒士编修《国史》。此为世祖时第二次议修《辽》、《金》史。
至元十三年（1276），翰林学士李架奉诏召宋士至临安，董文炳对他说：“国可灭，史不可没。宋十六主，有天下三百余年，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，宜收以备典礼。”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，归国史院4。
灭宋后，又议修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宋》三史。则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已议至三次，并首次议及，《宋史》。但因政事倥偬，议而未行。
仁宗、文宗时期，三史修纂一再议而不行。仁宗时，平章政事、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李孟曾请修《宋史》；应奉翰林文字、兼国史院编修官袁桷也上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》于翰林国史院，指出：“伏读先朝圣训，屡命史官纂修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宋》史，因循未就。推原前代亡国之史，皆系一统之后，史官所成。”并详列纂修《宋史》所应采择的书目，分类条析。他说：“凡所具遗书，散在东南，日就湮没。或得搜访，或得给笔札传录，庶能成书，以备一代之史。”时“文书阙略，辽、金为甚”。修史工作依然停留在议论和搜求三史遗文阶段。英宗至治年间（1321～1323），右丞相拜住监修国史，锐欲撰修三史，并责成于袁桷。桷“亦奋然自任，条具凡例，及所当用典册”，并“请购求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宋》三史遗书”5。后英宗被害，事不果行。
文宗天历（1328～1329）、至顺（1330～1332）年间，屡诏史馆纂修三史，又因“互以分合论正统，莫克有定”，依旧不能进行。
正统之争早在世祖时期即已开始。参与讨论和著书陈己见者有杨奂，著《正统论》、《正统八例序》；姚燧，著《国统离合表》；倪士毅，著《历代帝王传授图说》；王理，著《三史正统论》；修端，著《宋辽金正统辨》；杨维桢，著《正统辨》；王祎著《正统论》等。
有关三史义例，有两种意见：
一主以《晋书》为例，自唐以降，五代相承，宋受向禅；以南宋比之为东晋，为正统；则辽、金犹刘渊的汉、石勒的赵、苻坚的前秦、姚苌的后秦例，入载记。
一主依《南北史》例，以五代为南史；辽、金为北史；北宋为宋史；南宋为南史。两派各持己见，争论不休。此既是学术问题，也是政治问题，它牵涉到如何看待元朝对全国统治的问题。辽、金、宋三朝地位不能最后确定，三史便无法纂修，这是三史修纂长期议而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。此外，修史人才短缺，资料散失、经费不足也是元朝三史修纂岁月迁延的部分原因。
三史纂修的一再拖延，引起了不少儒臣的非议，泰定帝时，理学大师吴澄指出：“辽、金、宋史，先朝累有圣旨纂修，旷日引年，未睹成效，使前代得失无闻，圣朝之著述不见，恐贻后悔，君子耻之。”6熟知三史掌故的谢端也“尝以不克纂述三史为憾”。
元顺帝即位后，翰林学士承旨、知经筵事、康里人蠖蠖首以修三史为言。“一日进读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岁久恐致阙逸”7。至元六年（1340），权臣伯颜被贬黜，脱脱为相，锐意改革，励精图治。于是，群臣也相继再议修史事。
至正二年（1342），经筵检讨官、临川人危素移书中书右丞贺太平（惟一）。他在《上贺相公论史书》中指出：“三国上下数百年间，其事泯然不见于简策，岂非圣朝之阙典欤！”太平力赞其事。
三年（1343）三月，顺帝下诏纂修三史，诏书称：“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、典章、治乱、兴亡之由，恐因岁久散失，合遴选文臣，分史置局，篝修成书，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、金、宋三国之由，垂鉴后世，做一代盛典。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，职专其事。”8于是起用宿彦，任命编修官，正式置局编修。
设都总裁一人，以右丞相脱脱担任。
总裁官六人：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（铁睦尔达世）、中书右丞太平、御史中丞张起岩、翰林学士欧阳玄、侍御史吕思诚、翰林侍讲学士揭侯斯。
纂修官四人：崇文太监廉惠山海牙、翰林直学士王沂、秘书著作左郎徐曷、国史院编修官陈绎曾。
提调官十三人：中书右丞伯颜，中书左丞姚庸，参议中书省事长仙、吕彬，中书右司郎中悟良哈台，中书左司郎中赵守礼，中书左司员外郎俣哲笃、何执礼，右司都事观音奴，左司都事乌古孙良桢，礼部尚书王守诚，工部尚书丁元，礼部侍郎老老、杜秉彝。
《修三史诏》对资料、经费问题也作了安排。命令各行省广泛搜集资料，诏称：“这三国实录、野史、传记、碑文、行实，多散在四方，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，多方购求，许诸人呈献，量给价值，咨达省部，送付史馆，以备采择。合用纸札、笔墨，一切供需物色，于江西、湖广、江浙、河南省所辖学院并贡士庄钱粮，除祭祀、廪膳、科举、修理存留外，都交起解将来，以备史馆用度。”
初经费不足，脱脱深以为忧，有人建议说“此易耳！江南三省南宋田，颇有‘贡士庄’钱粮者，各桩寄累年，仓库盈积，有司亦尝借用之，此项钱粮以为修史费，孰日不然”9。于是经费得以解决。
争论已久的正统问题，再一次提上日程。时待诏王理主辽、金为《北史》，北宋为《宋史》，南宋为《南宋史》，王祎则主张以辽、宋、金依三国魏、蜀、吴例。他说：“金虽据有中原，不可谓居天下之正；宋既南渡，不可谓合天下于一。其事适类于魏、蜀、吴、东晋、后魏之际，是非难明，而正于是又绝矣。自辽并于金，金并于元，元又并南宋，然后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，而复正其统。”脱脱兼采二王之说，独断曰：“三国各与正统，各系其年号。”至此，争论半个多世纪的义例问题得以解决，“议者遂息”。于是，乃立三史凡例。
一、帝纪：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