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中天中华史第二部：第一帝国_分卷阅读_43（2 / 4）
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。
陈群跟鲁肃一样，深知汉室不可复兴，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。成败的关键，则在曹魏。因此，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，甚至积极劝进。但是曹操一死，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“九品官人之法”。
九品官人法又叫“九品中正制”。说穿了，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，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、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。因此，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，则东汉虽亡，士族却胜利了。
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。荀彧维护的，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；陈群维护的，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。所以荀彧失败，陈群成功；荀彧高尚，陈群高明。
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：士族与曹家作对，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？曹丕认为是后者。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。36
这是曹丕的胜利，也是曹操的失败；是曹丕的喜剧，也是曹操的悲剧。作为一个“非士族”的“法家寒族之政权”，一旦改变性质，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？
所以，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。曹丕成功代汉之日，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。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，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。这就是曹魏的道路，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。
那么，蜀汉和孙吴又如何？
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，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。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：士族并不可怕，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。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：士族的势力极大，只能利用，不能对抗。
因此，孙、刘都只能另辟蹊径。
顺势而为的是孙权。
孙权的路径是“江东化”，即政权的“本土化”和“士族化”。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，在危难中得以发展。可惜，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，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。前者是孙权希望的，后者则是他害怕的。
于是，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，作风刚愎，行为乖张，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，以至于淫威独擅，用刑严酷。结果，上下言路不通，君臣离心离德，冤狱屡兴不止，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。更何况，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，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。
绕道而行的是刘备。
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，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。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，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，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。37
但，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。
首先，他们不可能“本土化”。因为那样一来，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，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，哪里还能北进中原，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？
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，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。因此，他不但不能实行“蜀人治蜀”，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，在经济上平抑，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。非如此，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。
不能“本土化”，就没有必要“士族化”。
实际上跟曹操一样，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“法家寒族之政权”，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，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。但，不走袁绍路线，是一样的。
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，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，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。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，政治上警惕。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，他们都不会手软。
所以，刘备杀张裕，诸葛亮杀彭羕，废来敏，黜廖立。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，颠覆政权；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，诋毁群臣；来敏的罪名是乱群。张裕是蜀中名流，彭羕是益州名士，廖立是楚之良才，来敏是荆楚名族，可见刘备、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，与地域无关。38
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。
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，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、公正清明的社会。但，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，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，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，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。所有这些，都跟士族地主阶级“垄断仕途，控制舆论，成为豪强”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，他们怎么会拥护？更重要的是，以曹魏之强大，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；以蜀汉之弱小，又怎么抗争得了？
所以，蜀汉必定先亡。
现在可以得出结论：魏、蜀、吴在本质上都是“非士族政权”，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，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。斗争的结果，是曹魏放弃，孙吴妥协，蜀汉坚持。正因为坚持，所以蜀汉先亡。正因为放弃，所以曹魏也亡。正因为妥协，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，却也不得不亡。因为只有晋，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。
这就是“三国纪”。
那么，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？
第六章 桃园惊梦
历史上的天下枭雄刘备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被塑造成心慈手软仁民爱物的形象。于是他和他的战友便象征着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：刘备代表圣君梦，诸葛亮代表清官梦，关羽和张飞代表侠客梦。 ↑返回顶部↑
陈群跟鲁肃一样，深知汉室不可复兴，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。成败的关键，则在曹魏。因此，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，甚至积极劝进。但是曹操一死，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“九品官人之法”。
九品官人法又叫“九品中正制”。说穿了，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，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、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。因此，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，则东汉虽亡，士族却胜利了。
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。荀彧维护的，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；陈群维护的，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。所以荀彧失败，陈群成功；荀彧高尚，陈群高明。
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：士族与曹家作对，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？曹丕认为是后者。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。36
这是曹丕的胜利，也是曹操的失败；是曹丕的喜剧，也是曹操的悲剧。作为一个“非士族”的“法家寒族之政权”，一旦改变性质，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？
所以，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。曹丕成功代汉之日，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。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，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。这就是曹魏的道路，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。
那么，蜀汉和孙吴又如何？
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，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。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：士族并不可怕，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。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：士族的势力极大，只能利用，不能对抗。
因此，孙、刘都只能另辟蹊径。
顺势而为的是孙权。
孙权的路径是“江东化”，即政权的“本土化”和“士族化”。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，在危难中得以发展。可惜，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，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。前者是孙权希望的，后者则是他害怕的。
于是，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，作风刚愎，行为乖张，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，以至于淫威独擅，用刑严酷。结果，上下言路不通，君臣离心离德，冤狱屡兴不止，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。更何况，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，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。
绕道而行的是刘备。
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，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。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，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，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。37
但，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。
首先，他们不可能“本土化”。因为那样一来，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，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，哪里还能北进中原，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？
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，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。因此，他不但不能实行“蜀人治蜀”，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，在经济上平抑，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。非如此，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。
不能“本土化”，就没有必要“士族化”。
实际上跟曹操一样，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“法家寒族之政权”，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，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。但，不走袁绍路线，是一样的。
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，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，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。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，政治上警惕。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，他们都不会手软。
所以，刘备杀张裕，诸葛亮杀彭羕，废来敏，黜廖立。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，颠覆政权；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，诋毁群臣；来敏的罪名是乱群。张裕是蜀中名流，彭羕是益州名士，廖立是楚之良才，来敏是荆楚名族，可见刘备、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，与地域无关。38
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。
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，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、公正清明的社会。但，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，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，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，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。所有这些，都跟士族地主阶级“垄断仕途，控制舆论，成为豪强”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，他们怎么会拥护？更重要的是，以曹魏之强大，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；以蜀汉之弱小，又怎么抗争得了？
所以，蜀汉必定先亡。
现在可以得出结论：魏、蜀、吴在本质上都是“非士族政权”，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，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。斗争的结果，是曹魏放弃，孙吴妥协，蜀汉坚持。正因为坚持，所以蜀汉先亡。正因为放弃，所以曹魏也亡。正因为妥协，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，却也不得不亡。因为只有晋，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。
这就是“三国纪”。
那么，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？
第六章 桃园惊梦
历史上的天下枭雄刘备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被塑造成心慈手软仁民爱物的形象。于是他和他的战友便象征着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：刘备代表圣君梦，诸葛亮代表清官梦，关羽和张飞代表侠客梦。 ↑返回顶部↑